第7节(1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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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上海闸北地区有一座一百多亩的安静的陵园,叫做宋公园,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先生正是葬身于此。墓园的正中立着宋教仁的全身坐像。墓道入口处有两根饰有白色蘑菇云状的天蓝色灯柱,分列左右。墓前石碑上镌刻着“宋教仁先生之墓”字样,墓顶安放着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。墓园四周龙柏、玉兰环立,庄严肃穆。
  宋教仁只活了32岁,但他的名字无疑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无论是支持民主,还是反对民主的人,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。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,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。
  1931年3月初,宋教仁抵达上海,接到袁世凯发出的“即日赴京,商决要政”的急电。3月20日晚上10时,宋教仁乘火车去北京。当时宋教仁与送行的黄兴、于右任、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,正要上火车时,突然被冷枪击中,连中三枪,经抢救无效,于22日凌晨与世长辞,年仅32岁。此案一时震惊中外,史称“民国第一案”。孙中山挽联称宋教仁:“作公民保障,谁非后死者;为宪法流血,公真第一人”。
  那么,到底是谁杀害了宋教仁,凶手又是怎样的结局呢?
  1882年,天资聪颖的宋教仁在桃源县上坊村出生了。他6岁时就入了私塾,17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,受到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的影响,打那时起就淡薄科举功名,关心天下大事,并萌生了反清思想。1902年,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武昌普通中学堂,并于第二年入学。“九省通衢”的武汉向他展现了一片宽阔精彩的新天地,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深深吸引了他,在这里,他常与同学田桐、吴昆等人议论时政,畅谈革命。就是在这时,他下定了决心要走反清的革命道路。
  宋教仁在武昌结识了一位著名革命者——黄兴,两人从此成为至死不渝的挚友。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,回到长沙。不久,宋教仁也回到湖南,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、常德一带做联络工作。
  11月4日,宋教仁以赴黄兴30岁寿宴为名,与黄兴、刘揆一、陈天华、章土钊等在长沙黄宅筹创华兴会。1904年,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,黄兴为会长,宋被选为副会长。该会的宗旨是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”。
  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,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,代黄兴任过庶务长,主持本部工作。他到过东北,播撒革命火种。在孙中山领导的边省武装起义屡遭失败,同盟会东京本部因内部分歧几乎无人领导之际,宋教仁提出在“长江流域同时大举,隔断南北,使两方交通断绝,制政府命脉”的战略思想。
  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,宋教仁任文事干事。中部总会在长江两岸各处设立机关,培元气,养实力,以图举事反清。宋教仁以上海《民立报》为喉舌鼓动革命。两个月后,武昌起义,全国响应,清政府土崩瓦解。宋教仁的战略设计完全实现,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。
  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国,就是以宪法规定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,并且作为制订其它法律的依据。他主张设立民选的议会作为立法机关,与政府行政机关、法院司法机关三权分立,互相制衡,防止权力过度集中;国家主要领导人实行选任制、限任制和限权制,不搞指定制、终身制、世袭制和个人集权制;实行政党政治,由政党执掌国家政权,政党的上台与下台取决于公民的选票。
  宋教仁认为,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,中国必须实行中央集权。为了防止中央集权可能导致的独裁,只适合实行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,而不应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。他说:“内阁不善,则可更迭之。总统不善,则无术更迭之。如欲更之,必动摇国本。”
  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时,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,不设总理。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,应设总理。一些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干部认为宋教仁主张内阁制,是因为他有当总理的野心。宋教仁并不在意,继续为民国官制建设殚思竭虑。原来的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》规定了只设大总统,不设副总统,中央政府只设五部。宋教仁提议增设副总统,行政各部则不加限制。在宋教仁的倡导下,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,决议政府设9部。孙中山提议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,因国多数代表反对,他只能屈就法制局局长。
  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使宋教仁气馁。在很短的时间内,他就拟订出《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》、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》、《各部官制通则》等法规,使政府部门设官分职有章可循。蔡元培说:“民国官制,先生所创定也。”也有人说:“在民国法制建设方面,宋教仁建树多,堪称中国的杰弗逊。”
  防止专制制度复辟,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铸入国家根本大法,是宋教仁最为关注的问题。他主持拟订的《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》赋予民选的立法机构参议院以广泛的权力,以体现“主权在民”的原则。草案坚持内阁制,规定“内阁执行法律,处理政务,发布命令”,“内阁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教令时,须亲自署名。”组织法草案详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。
  1912年2月初,临时参议院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宋教仁的组织法草案。但是,当南北议和告成,孙中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时,临时参议院又匆匆忙忙起草并公布了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,以限制袁氏专权。其实就是抛弃总统制,采取责任内阁制。这虽然是对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的肯定,但最高立法机关因人更法,轻率改变国家行政体制,并将其写进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,毕竟是民国立法史上的败笔。
  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,孙中山去职下野,热衷于铁路建设。黄兴等革命元老消极彷徨。只有宋教仁还以饱满的热情站在政治斗争的第一线,希望通过建立责任内阁维护共和制度。宋教仁于4月27日就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,立即开始实施他的政党政治理想。他让仇鳌等人创办《亚东新报》,以利用宣传来监督政府,指导国民,并以“桃源渔父”的笔名,在报纸上发表长篇论文。
  可一心想要复辟的袁世凯一上台,就不断破坏责任内阁制。他不经国务总理的部署便自行发布政令,不断破坏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的准则。唐绍仪愤而辞职以示抗议。7月上旬宋教仁也因为不满袁世凯的行为辞去农林总长职务。内阁总理一职落入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赵秉钧手中,责任内阁名存实亡。
  7月21日,同盟会本部召开夏季大会,宋教仁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,成为同盟会实际上的主持人。他加快了组织大党的步伐。8月25日,以同盟会为核心、联合国民公党、国民共进会、共和实进派等党派,组成中国国民党,召开成立大会。孙中山选为理事长,宋教仁以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票数当选为理事,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。此时,孙、黄的兴趣和主要精力放在实务建设上,主持北京国民党本部的就是宋教仁。
  年底,国会议员选举拉开序幕。1913年3月,国民党获压倒多数席位。宋教仁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,自然成了责任内阁的组阁人。
  宋教仁是资产阶级政治家,他憎恶封建君主专制,在中国长期不懈地推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。为尽快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,宋教仁亲临长江各省演讲,尖锐抨击袁世凯专制政治的黑暗,积极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。他向大家描绘未来宪政共和国繁荣昌盛的美好前景,听者人人振奋,所到之处掌声雷动。此时,各地选举越来越有利于国民党,最终获胜似成定局,对宋教仁当选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很高。
  面对这样一个人物,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。谭人凤曾一语道破个中厉害,“国民党中人物,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”。宋教仁的行动危及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,更危及了他下一步要当皇帝的梦想。
  袁世凯极力拉拢宋教仁,送他西装,连尺码都非常准确,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,请他自由支用,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(二三百元),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世凯,留信一封表示谢意:
  绨袍之赠,感铭肺腑。长者之赐,仁何敢辞。但惠赠五十万元,实不敢受。仁退居林下,耕读自娱,有钱亦无用处。原票奉璧,伏祈鉴原。
  这就是宋教仁,虽然谭人凤说他“英而不雄”,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、有操守的人,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。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,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。他是个“崭新的人”,“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”,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。袁世凯见收买不成,便开始安排特务密切监视宋教仁的行踪。
  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,他如果能顺利到达北京,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。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《登南高峰》一诗中就有“海门潮正涌,我欲挽强弓”这样的诗句,虽然是写景,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。当时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,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。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,章士钊说他是“至死不悟”,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。
  宋教仁年纪轻,阅历浅,读书也不够深入,以为只要一部“约法”,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“党”,藉着“责任内阁”的空名,便可以对付袁氏,这其实就是书生之见。
  在武汉,谭人凤曾告诫他“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,劝权养晦,无急于觊觎总理。”他还告诉宋教仁,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,领有巨款,要他注意戒备。但宋认为这些都只是“杯弓蛇影之事”。
  在上海,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,他还狂笑说:“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,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?”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,他都以为是谣言。3月20日,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《民立报》和记者徐血儿话别,徐血儿请他慎重防备,他还是坦然地说:“无妨。吾此行统一全局,调和南北,正正堂堂,何足畏惧,国家之事,虽有危害,仍当并力赴之。”
  显然,危险已经紧紧跟随宋教仁身后,而宋教仁确实不是个有心计的人,对自己的危险全然不顾。而且,正因为宋教仁搞政治锋芒太露,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,招忌太甚,纵是一般国人、党人,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。宋教仁是一位爱国者,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,并非可怕之人。只是他少年气盛,精力过人,心比天高,自命不凡,个性倔强,毫无顾忌。特别是他做起演说来,听众总是掌声如潮,欢声雷动,在政敌听来,就更感到威胁了。
  1913年3月20日晚上,上海火车站依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,一片混乱。10点45分,广播喇叭里播出通知:“11点钟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就要开车了,请旅客们赶快上车。”这时,从车站贵宾休息室里走出六七个人。走在中间的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,陪同他的是黄兴、于右任、廖仲恺、吴颂华等人。这几个人既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领袖人物,又是当前坚持制定共和宪法、实行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。他们边走边谈话,眼看就要走进检票口了,宋教仁背后突然闪出一个人,拔出手枪对准宋教仁连开三弹。第一枪射中宋教仁的右肋,斜入腹部;第二枪从黄兴身边掠过,第三枪从吴颂华胯下而过。宋教仁身子一晃,踉跄了几步,便趴倒在一张椅子上。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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