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节(3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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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这天午饭后,邮差送来《申报》,王阿发随手翻开,悬赏缉拿刺杀宋教仁凶手的布告一下映入眼帘,上面还有宋教仁的照片。王阿发大吃一惊:应桂馨要我杀的,不正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吗?他连忙到街上探究情况,正看到巡捕人员满大街张贴悬赏布告,不禁怦然心动:如果得到一万元赏银,足够后半辈子消受了。于是喊了辆黄包车,直奔总巡捕房去。
  送走王阿发后,卜罗斯立即作出抓捕嫌疑犯应桂馨的部署。当晚10点钟,卜罗斯带着中西捕探,直奔应桂馨住宅。不料应桂馨的门房称,应桂馨去了青和坊妓院的相好胡翡云那里。
  卜罗斯当下兵分两路,一路看守应宅,一路去青和坊妓院。到了妓院,卜罗斯命令一名便衣捕探进去查询,老鸨回话说:“应老爷与胡小姐都已去了迎春坊,在李桂玉小姐处喝酒。”
  迎春坊离青和坊不远,一会儿就到了。便衣捕探装作应桂馨的道上朋友,迈着四方步进去,口中还连连咋呼:“应老爷在哪个房间?”“应老爷在3号房间。”老鸨误以为是应桂馨的熟人,指了指楼上。便衣立即上楼,走到3号房门口,只见应桂馨这时已喝得脸似猪肝,两个妓女左右傍坐调笑。便衣咳嗽一声道:“应老爷,楼下有人要见你。”
  “我去去就来。”应桂馨在李桂玉脸上拧了一把,便摇摇晃晃下了楼,嘴里喷着酒气嚷嚷:“啥人找我?半夜三更的,有什么要紧事?”他的脚刚跨下楼梯,双手即被两个早已恭候的捕探抓住,“咔嚓”一声上了手铐。卜罗斯一挥手:“先送去捕房!”
  接着,卜罗斯复又带人赶到应桂馨家进去搜查,并将全家男女老少逐一盘问。应桂馨家中有一男人,长得五短身材,浓眉阔嘴,穿着崭新的西装,眼神中显出几分惊慌,大家都说他是应桂馨新近结识的朋友。此人自称是山西人,叫吴福铭,来上海脱手一对古花瓶,经人介绍认识了应桂馨,并留住在应桂馨家中。
  在这以前,卜罗斯已从两个人那里得到关于刺宋凶手的身材相貌线索。一个是火车站售票员,她说枪响后,看见刺客狂奔逃跑,还跌了一跤,是个矮个子,一付浓黑的倒挂眉;另一个是鹿野旅馆的胡账房,他说他的房客中有个山西人武士英,原本衣衫褴褛,可3月19日半夜里醉醺醺回到旅馆,拍拍身上穿的笔挺西装,满脸得意地炫耀:“老子发财了,明天还有一桩大买卖,可得一千大洋。”次日一早,他便结账离去。
  于是,卜罗斯对眼前的这名男子产生了怀疑,马上安排人把售票员与胡账房传来辨认。售票员一看就说:“开枪打宋先生的就是这个人!”胡账房也说:“他叫武士英,就是那个山西客人。”
  矮个子知道瞒不过了,才承认自己就是刺杀宋教仁的杀手。他真名叫武士英,曾担任过清军管带,此次是带着盗墓而得的古董来上海出售,与应桂馨认识的。应桂馨许诺要给他一千元赏金,让他刺杀宋教仁,还给他找了个娼妓。20日夜里,武士英开枪打死宋教仁后,便藏匿在应桂馨家中。应桂馨叫他赶紧离开上海远走高飞,可他却深陷温柔乡不可自拔,以外边搜捕正紧为借口,赖着不走。
  捕探翻箱倒柜,搜遍了应桂馨家中的大小房间,从应桂馨的床下搜得5响手枪1支、子弹两发,后来经专家检验,搜出的子弹与刺杀宋教仁的属于同一型号。捕探还在应桂馨床铺的枕头下面,搜出数封来往书信,从中又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:刺杀宋教仁的主谋,实际上就是当朝大总统袁世凯,同谋要犯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。
  应桂馨、武士英被捕后,被引渡给中国上海司法当局。
  在黄兴、陈其美的坚持下,1913年4月25日证据被电告袁世凯、国会参众两院、国务院及全国各省军政长官,并决定由上海地方法庭开庭公审。
  就在法庭公审的前一天,武士英在严密的监守之下却突然暴亡。几天后,国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,发布通告:“武士英骤然暴毙,死因不明,观其尸身、神色大有服毒之象,情节可疑,要求政府从公从速检验,以释群疑。”
  在舆论的压力下,武士英的尸身被剖腹检查,发现肝、肺有淤血积滞,并被送医院进一步化验。鉴于此案关系重大,为了防止作弊,武士英的心、肝、肺、胃、肠、脑、肾、喉管共8件,被分成3份,由公共租界巡捕房、英租界西医院、红十字会医院分别保管并化验。
  由于袁世凯在暗中施加压力,并与租界当局做了一系列幕后交易,致使化验结果一拖再拖,迟迟没有公布。全国舆论由是反证,武士英是被灭口了。
  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当年美、英等国家,两方的律师在法庭上辩论,一定要旷日持久,然后听取法官裁决,不服亦可上诉,官司要打到终审法庭为止。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,黄兴于4月13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:
  前年杀吴禄贞,去年杀张振武,今年又杀宋教仁;
  你说是应桂馨,他说是洪述祖,我说确是袁世凯。
  一部分国民党人主张静候法律解决,另一些国民党人主张武装讨袁。因为天机泄露,袁世凯一面使尽浑身解数掩盖真相,一面调兵遣将,准备用武力镇压南方革命力量。孙中山后来决定以武力讨伐袁世凯,史称“二次革命”。1913年6月,袁世凯的军队南下,战幕拉开。国民党被迫应战,最终因为势单力孤,讨袁军经不起袁世凯的轻轻一击,便一败涂地。孙中山、黄兴被迫重走海外作流亡客。
  至此,追查宋教仁被刺一案又被战乱的洪流所淹没。然而,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。参与刺杀宋教仁的罪犯相继死于非命。
  “二次革命”后,被关押在海运局兵营里的应桂馨,趁着上海大战前的动乱之机,与门徒内外应合,于7月中旬逃出囚牢,乔装打扮后去了青岛,蜗居在租界里深居简出。到了11月“二次革命”失败,国民党首脑纷纷流亡日本,应桂馨以为死对头死的死逃的逃,他的出头之日到了,便公开在报上发出《请平反冤狱》的通电,同时还拍电报给袁世凯,要求给他补偿。
  可他久久不见回音,便按捺不住了,亲自赶到北京,住在同和旅馆,并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,报告自己已来到北京,要袁世凯履行当初“授二等勋章、奖金50万元”的诺言。信发出后,他就守在旅馆静等佳音。然而左等右等,一个多月过去了,那封信仍没有回音。
  忽然有一天,有一个人来到同和旅馆,自称是总统府的。他找到应桂馨,恶声恶气地说:“大总统传话给你,赶快离开北京,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了。这大洋两万,是大总统赐给你的。”说完丢下钱,转身走了。
  应桂馨拿到钱后不但没有离开北京,反而整天招摇过市,逢人就讲刺杀宋教仁的功劳和袁世凯的奸诈无常。
  应桂馨的举动当然逃不过袁世凯的耳目。袁世凯闻讯后大为惊恐,命令部下立即除掉应桂馨。应桂馨听到风声,于1914年1月18日深夜急匆匆登上火车准备逃离北京。火车行到天津杨村时,两名男子走到应桂馨面前,故意踩了他一脚。应桂馨本来就是泼皮性格,当即破口大骂起来。那两人并不答话,掏出刀子就是一顿乱扎。待到列车长接到报告赶去看时,应桂馨已身中数刀,气绝身亡。
  与袁世凯、洪述祖一道谋划刺杀宋教仁的国务总理赵秉钧,案发后被上海报刊公布了他与洪述祖和应桂馨的往来密函。舆论一致指出赵秉钧是宋案要犯,要求传令他到上海受审。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,传赵秉钧到上海接受审讯。
  赵秉钧大为恐惧,立即提出辞呈,随后称病躲进医院里。他对心腹说:“我此时只求免职,方可免死,不免职非死不可。”7月间,他获得批准辞去国务总理,改任步兵统领兼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,同年12月调任直隶都督。
  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暗杀于杨村地段后,由于杨村属直隶管辖,赵秉钧出于例行职责,下令查拿凶手。他猜测这很有可能是袁世凯所为,便打电话给袁世凯,先是报告应桂馨被杀的消息,末了说道:“是否要彻查,请大总统指示。”“是我派人杀了他的。”袁世凯直言不讳,“这个人太不识时务了,留着他是个祸种。”赵秉钧一听,顿生兔死狐悲之感,不免有几分不平,自信自己毕竟当过国务总理,于是壮着胆子说:“他为大总统九死一生,大总统这样对待他,以后谁还肯替大总统做事?”“啪!”袁世凯挂断了电话。赵秉钧呆若木鸡,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。
  忐忑不安的赵秉钧一连几个晚上失眠,致使头晕病复发,卧床不起,于是便向袁世凯告假疗养。2月27日,一名“医生”来见赵秉钧,说:“奉大总统的命令专程来为都督治病。”随即递上一颗暗红色药丸,“这是专治头晕的,请都督马上服下,包叫药到病除。”赵秉钧见是袁世凯派来的医生,便让他悉心治疗,依方服药。谁知吃药以后,便觉得胸前胀闷,过了不久,药性发作,浑身疼痛,腹中更觉难熬,翻江倒海似的。赵秉钧疼得上下翻滚,连哭带号,怀疑是医生在药中做了手脚,急忙问医生何在,才知道那医生已回京城去了。赵秉钧自知中毒,是被袁世凯所害,不由得恨恨道:“罢了,罢了。”不一会儿,赵秉钧就七孔流血,四肢青黑,中剧毒而死。
  赵秉钧死后,惯耍大奸伎俩的袁世凯下令拨给治丧费一万元,按陆军上将礼遇下葬,并重重优恤家属。这还不算,袁世凯还亲自书写了一付挽联:弼时盛业追皋陶,匡夏殊勋懋管萧。——可笑地把赵秉钧比作古代的良臣皋陶、管仲。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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