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节(2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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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,犹豫不定,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,便疑念顿消,决定前往。1907年6月6日,杜立三仅率13人作为随身护卫,由宋庆濂带领,奔向新民府,接受封官去了。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。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,事先做了周密布置。
  杜立三只身赴会,十分警惕。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,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,同时两手插入兜内,握住枪柄,观察动静,以应突变。谈话完毕,殷鸿寿高声喊道:“送客!”杜起身告辞。殷鸿寿把他们送到里屋门口,杜立三正要转身请殷鸿寿“留步”时,刹那间,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,收缴了双枪,死死捆住。
  事不宜迟,他们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。其实,在这之前,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,绕道台安八角台,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。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,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。群龙无首,杜立三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,被一举端掉。除掉了杜立三,扫除了一大害,人心称快。
  得此消息后,总督徐世昌喜出望外,上报清廷,为张作霖请奖。清廷除赏银五千两外,还将张作霖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(旅长),张作霖成为东北旧军5个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,势力更加壮大了。
  1908年,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、洮南一带,去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。据有关人士记载:
  “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,草有一二尺高,一望无边。夏日蚊虫甚多,大者如蜜蜂,叮人很厉害。”“虽在夏天,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,否则寸步难行。狼群更多,一群就是十几条。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(当时叫做跑拨子的)往往被狼吃掉,剩下马跑回来……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,骑一匹,备一匹,力量足,跑得也快。以上种种,都是蒙军优于汉军的地方,所以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”
  这一带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。他们熟悉地形,了解民情,精于骑射,行踪无定,打了就跑,渺无踪迹。其中有几股大的蒙匪扰害边疆已有数年之久,此起彼伏,蔓延为患,被国家视为巨寇。
  这些“巨寇”不除,国家不得稳定,百姓不得安宁。张作霖当此重任,开始并不顺利。后来,他采用了强攻和智取两手策略,派人打入蒙匪内部,取得情报,而逐渐扭转了劣局。1909年,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,便给他扩编,增强他的实力,把他的5个营扩编为7个营,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部。这样,张作霖的部队就增至3500人,成为东北的一支劲旅。
  张作霖是个很知道感恩的人。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如此青睐、如此器重,他剿匪更加努力了。同时,他也在不断地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,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规律。他本人吃苦耐劳,身先士卒,经过年余苦战,终于将白音大赉击毙,生擒牙仟,并打败了陶克陶胡。后来追击陶克陶胡800里,一直将陶克陶胡赶到俄国。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解除了,打击蒙古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,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,张作霖功不可没。
  纵观张作霖的政治生涯,智进奉天省城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,各省纷纷响应,脱离清政府,宣布独立。奉天省的革命党人早有活动,新军中的蓝天蔚等人也在从事着革命活动。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,东北革命党人群情振奋,准备积极响应。当时以蓝天蔚为协统的新军第二混成旅驻扎在奉天的北大营,这是省城的惟一一支驻军。
  但由于经验不足,革命党人没能抓住先机。辛亥革命爆发时,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在外面视察,得到消息便急忙赶回奉天,连夜开会,研究对策。得知握有兵权的蓝天蔚等革命党人正在酝酿起义时,他顿时吓得不知所措,并表示他即将入关,其实也就是要逃跑的意思了。这时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立即跪求劝阻,并建议重用巡防营旧军。这个建议使赵尔巽如获至宝,茅塞顿开。他思忖,地方巡防营的将领都是忠于他的守旧军人,同革命党人没有任何联系,正是他可以利用的镇压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。于是他马上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自通辽迅来奉天,以防备革命党人起事。
  这个重要的消息在这时被张作霖在奉天的部下所探知。这个人就是张作霖驻奉办事处处长张惠临。他深知事关重大,就以最快的速度,把这个消息密报给张作霖。张作霖是个有很大政治野心的人,他不甘心在西北的洮南呆一辈子。为此,他早就在观察奉天省城的动静。他曾密嘱到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各营管带注意省城的军政动向,并及时写信报告。同时,他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极为关注的。得到这个重要消息后,张作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,不可错过。他当机立断,立即亲率所辖步骑7个营的全部人马,从洮南出发,马不停蹄,日夜兼程,直奔奉天。路过辽源时,吴俊升等人出城迎接,张作霖只是跟他虚与委蛇,不露实情。
  到达奉天省城后,张作霖为争取主动,马上晋见赵尔巽,诚惶诚恐地说:“因局势紧张,惟恐总督陷于危境,迫不及待,率兵勤王。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,擅自行动,甘愿接受惩处。”赵尔巽急需用兵,感到张作霖来得恰逢其时。张作霖又信誓旦旦地说:“请恩师听我部署,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,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,至死不渝。”张作霖这一披肝沥胆的表态,深得赵尔巽的嘉许。因此,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,反而得到夸奖。除补发调防令外,赵尔巽又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,以加强忠心耿耿的张作霖的军力。这样,张作霖就统率15个营的兵马了。
  此时,张作霖实质上已经是奉天省现有部队最大的军事力量的首领了。
  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有了张作霖这个拥有军事实力的保镖,就有恃无恐了。他们先是迫使新军将领通过了赵尔巽提出的“保境安民”的主张。这个主张实质是反对革命,继续保皇。继而又在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上贯彻赵尔巽的保皇主张,成立了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,这是换汤不换药,继续代表清廷行使皇权。在这个过程中,张作霖都扮演了一个流氓打手的角色。
  武昌起义爆发不久,奉天省的革命党人云集省城,研究运用何种方式响应武昌首义。经过反复争论,最后得出采取和平手段,进行东北革命,即“谋运用政治手腕,实现东三省革命”。革命党人的首领蓝天蔚、吴景濂等事先密议,用会议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夺取东北政权。拟由吴景濂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,召集省城各界领导人开会,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。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,以维持治安为名,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,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,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,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,脱离清廷,宣布独立,完成东三省革命。如果“东北大局既定,继进兵关内,会师燕郊,直捣虏穴”。
  1911年11月12日,吴景濂以自己的名义召开保安大会,试图以会议表决的方式,一举夺得东北大权。绅商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,赵尔巽也到会,他带来了张作霖。会上还有他的支持者,如袁金铠等。
  这次会议,老辣的赵尔巽早有准备。他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,持枪待命,明施压力。张作霖则持枪赴会,满脸杀气。会场气氛非常紧张,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胆怯,只顾慷慨陈词,主张脱离清廷,宣布独立。赵尔巽极为不满,表示坚决反对。他说:“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,独立?怕有未便吧?”他的话还没讲完,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,革命党人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。
  这时,张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,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,蛮横凶恶地叫道:“我张某身为军人,只知听命保护大帅。倘有不平,我张某虽好交朋友,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。”这是个信号,会场四周他的党徒,均立刻抽出手枪,情况极为险恶。在这种情况下,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。倾向革命的议员,都愤然纷纷离开会场。但这也就等于把这个会议的主动权让给了保皇派。
  会议一度中断,后来又复会。这时由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,会议意见自然一边倒。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,赵尔巽任会长,伍祥祯、吴景濂任副会长,袁金铠任参议总长,蒋方震、张榕任参议副长。这个保安公会实质是个变相的保皇会。他的会长仍然是东三省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和奉天巡抚赵尔巽,东北大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里。而革命党人吴景濂、蒋方震和张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摆设罢了。而张作霖则当上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,取得了军事实权,这一回合,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斗过老辣的保皇党人。
  这次会议本来是由革命党人蓝天蔚等发起的,目的是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。但不承想,让赵尔巽占了上风。赵尔巽深知兵权的重要,他必须立刻剥夺蓝天蔚的兵权。于是,他于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二天,向袁世凯发一密电:“此军即令聂汝清暂兼协统,并留奉防,可保目前治安。”这就是说,第二混成协的协统由原任该协标统的聂汝清担任了。这个聂汝清是个顽固守旧的军人,坚决反对革命,是赵尔巽最放心的忠于他的奴才。赵尔巽把第二协的兵权交给了他。
  这还不够,老奸巨猾的赵尔巽还把蓝天蔚挤到了关内,让他远离东北,以免在他的眼皮底下变生事端。他的手法是很高妙的。在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三天,即1911年11月14日,赵尔巽就以考察的名义,把蓝天蔚派到了关内。把拟任关外都督的人选撵到关内,使关外的革命没有了领袖,赵尔巽的这一着是够狠毒的了。在挤走蓝天蔚的过程中,张作霖曾与蓝天蔚发生冲突,张作霖想下掉蓝天蔚的枪,被赵尔巽假意制止。但这一举动,也给蓝天蔚构成了威胁。张作霖是挤走蓝天蔚的帮凶。
  这以后,张作霖又任“奉天国民保安会”军事部副部长,大力镇压革命军,受到清廷破格升赏,出任“关外练兵大臣”,赏顶戴花翎,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;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,1912年他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;袁世凯称帝后,他被封为子爵、盛武将军,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;袁死后,他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、东三省巡阅使,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,成为奉系首领。
  张作霖的政治野心还不止于奉系首领,他一直以东北为基地,不断向关内扩张势力。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,奉系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。1922年4月,张作霖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。战败后,张作霖挟“东三省议会”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,宣布东北自治。1924年他又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,这一次奉系打败了直系军阀,控制了北洋政府。1926年,张作霖称安国军总司令,并于6月18日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,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,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,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,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。
  1928年4月,在蒋、冯、阎、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,奉军全线崩溃。6月2日,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。6月4日,在返回东北的途中,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,结束了他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一生。
  张作霖的死,日军、俄军、国民军、军阀都有嫌疑,凶手被揣测机率最高的是日军。当时日本为了掩盖真相,诬指皇姑屯事件是“南方便衣队员”所为。直至1946年7月,“远东国际法庭”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,真相才大白于天下。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,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。
  因为张作霖是当时中国的实际国家元首,谋杀一国的国家元首理应是违反国际法、是战争罪的行为,所以皇姑屯事件被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。
  日本关东军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,要炸死张作霖?
  据当时情况看,一般人都认为张作霖在东北的政权是日本政府极力维护的,如郭松龄与冯玉祥联军反奉时倘若没有日本人公开阻止郭军前进,恐怕张作霖早就下台了。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如果不是日本出兵济南阻北伐军北上,恐怕也早就支持不住了。
  那为什么愿意出兵济南、阻止北伐军的日军竞要阴谋炸死张作霖呢?这是因为,日本军的一切行动,都是以侵吞东北为目标的。日本认为,在满蒙确保日本的既得权利的这方面上看来,张作霖要比郭松龄可靠得多;北京政府比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更有利得多。所以日本要维护张作霖政权。可是当田中义一要实行他奏折上所计划的侵吞满蒙计划的时候,张作霖就直接变成它的障碍了。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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