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9节(3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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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【我无情而民自清。】
  “我无情而民自清”。此句在一些版本中未列,但在敦煌唐写本及道藏河上本上却载有。这是一些后世传抄者以“义无可取”而删除了。其实此句的含义,与全文紧密相关,甚为重要。
  喜怒哀乐爱恶欲,皆是情之所动。动之有理,则无所不正;动之于私,则无所不妄。但圣人之情没有分别,不生好恶,无有一丝一毫的我私,不起一点一滴的物欲,故以“无情”言之。
  俗人有凡情,圣人有道情。一私一公,界然分明。圣人之情即天道之情。“天道无情胜有情”,“天道无亲,惟与善人”。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之情,是大道生养万物的慈母之情。圣人之情从德性中出,世人不能见其动;圣人之情从天理处用,俗人不能知其用。圣人之情,因时顺理,自然而然。
  在上者,无为无欲,既不以有情的私智用之于天下。在下者,如响如应,必不以私情之智奉之于上。于是乎,圣人之道情与百姓之真情同归于一;民之性情必归之于纯清,此乃圣人之无情所化而致也。此即“我无情而民自清”之义。
  【本章说解】
  本章是太上主论治国之道。治国必用政,用兵必用奇。此二者皆是有为之作,并非无为之治。“以无事取天下”,才是无为之治。
  “有为”与“无为”之治,有着本质与层次的不同。凡有心作为者,其机不密,其事不常。有为之治,是以人心主观意识为用;无为之治,是以先天无心而化。有为,则受人心的种种局限,难免有偏;无为,则是随性顺理,更符合自然天德。
  圣人治国,以正为奇;圣君用兵,则以奇为正。用兵于无形,治国于无为,故不忌讳而民自富,无利器而国自清,不立法令而盗贼不有。假若以有为治国,或以多事理政,则道德废而私巧必出,虽有法制而盗贼腐败不绝。故以有为治天下,其事日为日烦多,天下之民愈禁思想愈复杂。
  本章太上以自然大道的思想,论述治国之道,反复强调用“正”道治国,用“奇”道用兵,用“无欲”、“无事”、“无为”治天下的主张。使天下百姓各遂其性,各顺其长,积善立德,回归大道。
  今世之人,对《道德经》十分陌生。对“道德”二字的真正含义,无识无知。对太上悲悯世人远离道德之苦心甚不理解。一些注释《道德经》的现代本,亦不乏批评之辞。冠之以“虚无主义”、“唯心论”。说太上的“无为”之道是“复古倒退”,是“乌托邦式的社会构幻”。将太上“不贵难得之货”、“绝利弃智”等等论点,说成是“反对工艺技术”,是“否定经济发展与一切新事物”,是“贵族破落户思想”等。进而认为,太上的论点不仅是“消极落后”的,而且是“反动”的。对这些以今人的观点,去套用图解圣人的大智慧者,这些误解、曲解、不解,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  自春秋战国时起,大道已逐渐远离世间。太上恐后人遗失道德,故留此五千言,以拯救子孙后代之本性。太上所处的时代,距三皇治世的道治社会为去已远,他感叹当时国君欲心日增,世事日变,道德日薄,人心昏乱。所以在经中苦口婆心,反复类比,喻示治国治身之理,要人守“清静无为”,以复归于道本。
  太上著《道德经》,是站在自然大道的高度上,立于宇宙核心的本源之颠,以“一气含三”的“三元”、“三源”和“一元四素”理论,运用全息观、立体观、微观、玄观、妙观、宏观、宇观等多维方法。以显隐结合,隐显共观,智观与慧观相结合的科学方法;以人世间日常所见的现象,深入浅出地千比万喻,以启示人们认识大道之理。怎奈世人离道太久,先天智慧尽丧,故难识难闻大道之奥。仅以眼见耳闻为据的主观意识,以及后天所积累的浅薄智识,去妄评太上所论的宇宙大法则、大真理。无疑,这好似蚂蚁窥大象一般,只能看到微乎之微的皮毛,永难窥见大象之整体,更难看透它的本质。
  人类在自然大道面前,显得十分幼稚无知,也十分脆弱可怜。即使在科技昌盛,宇宙飞船上天的今日,人类的智慧,距离认识天道规律,还相差甚远。怎敢妄自尊大?怎敢以片纸的文字知识,去猜度如此浩翰的宇宙大真理?怎敢以孩子般的智慧,去否定大智慧之大圣人所验证的大道真理呢?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。
  人类在认识宇宙,在认识道德真理的态度问题上,还缺乏最基本的诚信;距离道德之门,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。应该始终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,去诚信,去学习,去体悟道德,方不负天地养育之恩,方不负太上所著此五千言之苦心。
  本章虽论治国之道,也在教人修身修心。治国治身,其事虽异,其理相同。知治国之道,即可知修心之道。修道人细悟之即可得。
  为政章第五十八
  【其政闷闷,其民淳淳;】
  “其政闷闷”,“闷闷”者,宽厚之意。即政事宽大,不立机巧,看似闷闷昧昧,似若不明之貌,其实个中自有无为大道。自古以来,有国必有民,有民必有政。善者奖赏,恶者惩罚。抑恶扬善之政令,自古有之。善治政者,无形、无名、无事,看起来无政可举,闷闷然好似无治,其实这是一种无为德化的大治。
  唯古之圣人,其政虽设而不用,君圣臣贤,在位无事。不作多事扰民之政,不讲华表形式,只是默默地为民办造福的实事。圣王以道德化世,不以私智施用;以德养民为重,不出异政治民。惟知修德省身,不为自己的享受而劳民,心怀百姓,为政宽容,浑浑闷闷。在旁观者视之,似有昏晦不明之貌,但其心德之光却朗然普照。此即“其政闷闷”之义。
  虽云“闷闷”,实非“闷闷”。虽不像今之治世者那么外在精明,但其大智慧之光却无处不明。圣人以“无事”为事,不作劳民之事;似有闷闷之状,实则其政如日月之明。此正是“善治天下”之妙处,故难为今之世人所理悟。
  “其民淳淳”,“淳淳”者,淳朴厚实,忠诚宽大之貌。此句是说民之天性,本自淳善,惟恐不逢太平盛世,不遇明君宽厚之政,而熏染不良之风。为政者果能以民为心,以道德修之于己,以仁义施之于民。其宽厚之德,自然化溢于四表;其无为之德,自然恩被于天下。百姓相忘于大化之下,共乐于道德之中,不识不知,无忧无虑。人们无私欲竟争,没有狡诈之心,似有淳淳笃厚之貌。虽云“淳淳”,在百姓自己并不知觉,全是自然而然。这才是善于为政治民之道。此即“其民淳淳”之义。
  天地无心而化育,圣王无为而德化。无为之道,是圣人开天辟地,综天理物理之大经大法。人君统摄万民,调治万物,也不能离开于此。若行于有为,则其政难正,其治难治。故上太曰:“政者正也”,以己之正而正人之正。自古治世者,修人纪,整天常,有知若无知,有作若无作,一任天机之自然。不妄作聪明,而是以一德相感,默喻于语言之表。故其政闷闷,似若愚朴而无知。然而百姓却从其德行中,感化于淳淳太古之风。上以无为自治,下以无为自化,上下共安于无事之天,岂不是太平盛世吗?
  【其政察察,其民缺缺。】
  “其政察察”,“察察”者,即为政者的狭小肚量,无宽厚之德,对民苛刻,动则以权压民,使社会没有宽松的政治环境。为政者视民如临大敌,任智使法,对百姓的自由限制过多,容不得毫发不同之见,此便谓之“察察”。
  施政者以私心治国,政令烦多,不顺民情,不随时务,强加民意。以私智妄用,以私心妄为,只许州官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。这种自己为所欲为,将百姓当作阿斗,秋毫不容,毫无爱民之心的为政者,便是“察察”之政。
  “其民缺缺”,“缺缺”者,即缺然若失之意。为政者对百姓实行高压政策,民心浇漓,尽不聊生,畏官无措,难以应酬,人人自危,心中恐惶不已,是以谓之“缺缺”。察察之政一立,民必生分辨之心,比较法令之得失,莫不以私智巧心以求逃脱,莫不用诡诈之计设立对策。在这种苛政严刑的治理下,百姓人人恐慌,好似婴儿失母,又如行人遇寇。常常提心吊胆,时怀恐惧不安,若有“缺缺”之状。民之“缺缺”困境,皆是为政者失去好生之德,政令烦苛,荣辱不共,贵贱有殊,脱离群众,上下相隔,这是为政者行“察察”之政所造成的恶果。故曰“其政察察,其民缺缺。”
  在上者励精图治,竭力谋事,小善必录,小过必罚,赏罚察若冰镜,监视俨若神明。其政虽察察,岂不知上好苛求,下必化为机巧,民皆以缺缺然小聪明而自矜,必然丧失混沌厚朴之德。上以察察导之,下必以缺缺应之。可见民心之最难治也。上不清其源,下亦难正其本。所以无为是先天厚朴之真,有为是后天人为之伪。闷闷与察察之治,其效果却绝然不一。由此可知,道唯一而已,及至于二,则已为非道了。
  【祸兮福所倚;福兮祸所伏,孰知其极?其无正耶。】
  “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”,“祸”者,灾祸凶害之事。“倚”者,因也,原由也。“福”者,福德吉祥之事。“伏”者,潜藏之义。此两句,是从显态中而说祸福之无常,其变化系之于倚伏之间。世间之人,只知以机巧心去追求福贵之事,只知以智巧避其祸害之端。却不知“祸福无门,唯人自召”之理。祸福之事,表象看似从外而来,但其根源却本自于心。心为万法之主,心为善恶之源。此心一善,而无所不是善,无所不是福;此心一恶,无所不为恶,无时不是祸。故祸福源于心。祸福本同体。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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