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节（2 / 4）
“什么？……嗯……还好。那边怎么样？”
“我铺好了床，吃的东西也放进冰箱了。”
“很好。没被邻居看见吧？”
“那里一个人也没有。”
“他们怎么会这么久？”他说道。
“就是不知道啊，我都担心死了。”
“但愿他们是在莉丝家休息。”
“但愿如此。你还发现什么了吗？”
“不少。不过……”布隆维斯特欲言又止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就好像……又被丢回到过去，重新走上以前走过的路。”
“这你得好好解释一下。”她说。
“我会的，”布隆维斯特瞄了一眼计算机屏幕，“但我得先继续挖掘，晚一点再说。”听他这么说，她便留他继续工作，自己则收拾东西准备开车回家，但只要他开口，她随时可以留下陪他。
第二十章 十一月二十三日
一夜平静地过去了，平静得令人心惊。早上八点在会议室里，包柏蓝斯基满怀心事站在所有组员面前。将法斯特踢出去之后，他相当有把握能再度有话直说，至少他觉得在这里面对同事比使用计算机或手机更安全。
“大家都知道目前的情况有多严重，”他说，“机密消息外泄，有一个人因此丧命，还有一个小男孩身陷险境。尽管我们费尽千辛万苦，却仍查不出事情的起因。泄漏消息的有可能是我们，或是国安局，或是欧登医学中心，或是艾铎曼教授身边的人，又或是男孩的母亲和她的伴侣卫斯曼。没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，甚至对一切都要抱持怀疑态度。”
“也有可能是计算机被入侵或是电话被窃听，”茉迪说，“我们所面对的罪犯对新科技的操控力似乎是前所未见。”
“确实如此。”包柏蓝斯基说，“我们在每个阶段都必须小心，不管上级对我们新的手机通讯系统评价多高，都不能在电话上讨论有关这项或其他任何调查工作的重要话题。”
“他们之所以觉得这系统很好，是因为花了很多钱安装。”霍姆柏说。
“或许我们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角色，”包柏蓝斯基没有理会他，继续说道，“我刚刚和国安局一位杰出的年轻分析师谈过，她叫嘉布莉·格兰，你们也许听说过。她指出对我们警察而言，忠诚的概念并不像一般人想象得那么清楚明了。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忠诚对象，对吧？最明显的一个，就是法律。另外还要忠于民众、忠于同事，但也要忠于上司、忠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职业。大伙都知道，有时候这些利益会互相冲突。我们可能会选择保护某个同事，因而未能对民众尽责，又或者可能会听命于上级，就像法斯特那样，结果却抵触了他应该对我们展现的忠诚。但从现在起——我是非常认真的——我想听到的忠诚只有一种，那就是忠于调查本身。我们要抓到杀人犯，还要确保不再有人遭其毒手，同意吗？就算是总理本人或是美国中情局局长来电，搬出爱国情操之类的大道理或是以事业前途利诱，你们还是要守口如瓶，好吗？”
“好。”大伙异口同声地说。
“好极了。我们都已经知道，在斯维亚路出手相救的人就是莎兰德，现在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找出她人在哪里。”
“所以得把她的名字告知媒体啊！”史文森有点激动地大声说道，“我们需要民众的帮助。”
“这一点还有异议，所以我想再次提问。大家别忘了，过去莎兰德曾经遭受到卑劣的对待，无论是我们还是媒体……”
“事到如今，那已经不重要了。”史文森说。
“可以想见在斯维亚路上或许有人认出了她，她的名字也迟早会曝光，那么这也就不再是个问题。但在此之前，要记住是她救了那个男孩。”
“这点毫无疑问，”史文森说，“但接下来也可以说是她绑架了他。”
“我们得到消息说她不计一切代价都要保护男孩的安全。”茉迪说，“莎兰德与公共机构交手的经验绝对是负面的——她整个童年就是被瑞典官僚加诸于她的不公待遇给毁了。如果她跟我们一样，怀疑是警局内部走漏消息，那她就不可能联络我们。现实正是如此。”
“那不重要。”史文森坚持说道。
“也许吧，”茉迪说，“你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评估公开她的名字对调查有无帮助，这点我和包柏蓝斯基都认同。至于调查工作，则要以男孩的安全为优先考量，但这方面却有极大的不确定因素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
“我铺好了床，吃的东西也放进冰箱了。”
“很好。没被邻居看见吧？”
“那里一个人也没有。”
“他们怎么会这么久？”他说道。
“就是不知道啊，我都担心死了。”
“但愿他们是在莉丝家休息。”
“但愿如此。你还发现什么了吗？”
“不少。不过……”布隆维斯特欲言又止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就好像……又被丢回到过去，重新走上以前走过的路。”
“这你得好好解释一下。”她说。
“我会的，”布隆维斯特瞄了一眼计算机屏幕，“但我得先继续挖掘，晚一点再说。”听他这么说，她便留他继续工作，自己则收拾东西准备开车回家，但只要他开口，她随时可以留下陪他。
第二十章 十一月二十三日
一夜平静地过去了，平静得令人心惊。早上八点在会议室里，包柏蓝斯基满怀心事站在所有组员面前。将法斯特踢出去之后，他相当有把握能再度有话直说，至少他觉得在这里面对同事比使用计算机或手机更安全。
“大家都知道目前的情况有多严重，”他说，“机密消息外泄，有一个人因此丧命，还有一个小男孩身陷险境。尽管我们费尽千辛万苦，却仍查不出事情的起因。泄漏消息的有可能是我们，或是国安局，或是欧登医学中心，或是艾铎曼教授身边的人，又或是男孩的母亲和她的伴侣卫斯曼。没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，甚至对一切都要抱持怀疑态度。”
“也有可能是计算机被入侵或是电话被窃听，”茉迪说，“我们所面对的罪犯对新科技的操控力似乎是前所未见。”
“确实如此。”包柏蓝斯基说，“我们在每个阶段都必须小心，不管上级对我们新的手机通讯系统评价多高，都不能在电话上讨论有关这项或其他任何调查工作的重要话题。”
“他们之所以觉得这系统很好，是因为花了很多钱安装。”霍姆柏说。
“或许我们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角色，”包柏蓝斯基没有理会他，继续说道，“我刚刚和国安局一位杰出的年轻分析师谈过，她叫嘉布莉·格兰，你们也许听说过。她指出对我们警察而言，忠诚的概念并不像一般人想象得那么清楚明了。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忠诚对象，对吧？最明显的一个，就是法律。另外还要忠于民众、忠于同事，但也要忠于上司、忠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职业。大伙都知道，有时候这些利益会互相冲突。我们可能会选择保护某个同事，因而未能对民众尽责，又或者可能会听命于上级，就像法斯特那样，结果却抵触了他应该对我们展现的忠诚。但从现在起——我是非常认真的——我想听到的忠诚只有一种，那就是忠于调查本身。我们要抓到杀人犯，还要确保不再有人遭其毒手，同意吗？就算是总理本人或是美国中情局局长来电，搬出爱国情操之类的大道理或是以事业前途利诱，你们还是要守口如瓶，好吗？”
“好。”大伙异口同声地说。
“好极了。我们都已经知道，在斯维亚路出手相救的人就是莎兰德，现在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找出她人在哪里。”
“所以得把她的名字告知媒体啊！”史文森有点激动地大声说道，“我们需要民众的帮助。”
“这一点还有异议，所以我想再次提问。大家别忘了，过去莎兰德曾经遭受到卑劣的对待，无论是我们还是媒体……”
“事到如今，那已经不重要了。”史文森说。
“可以想见在斯维亚路上或许有人认出了她，她的名字也迟早会曝光，那么这也就不再是个问题。但在此之前，要记住是她救了那个男孩。”
“这点毫无疑问，”史文森说，“但接下来也可以说是她绑架了他。”
“我们得到消息说她不计一切代价都要保护男孩的安全。”茉迪说，“莎兰德与公共机构交手的经验绝对是负面的——她整个童年就是被瑞典官僚加诸于她的不公待遇给毁了。如果她跟我们一样，怀疑是警局内部走漏消息，那她就不可能联络我们。现实正是如此。”
“那不重要。”史文森坚持说道。
“也许吧，”茉迪说，“你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评估公开她的名字对调查有无帮助，这点我和包柏蓝斯基都认同。至于调查工作，则要以男孩的安全为优先考量，但这方面却有极大的不确定因素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