坐天下: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第8节(1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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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相比之下,洪秀全其实远没有林清的天分和才干,所以他的事业起初远不如林清之顺遂。
  他首先在自己的同学中传教。由于他的成绩在同学中算拔尖的,所以他在同学中还蛮有威信。加上道光十八年的那场大病尽人皆知,所以他说动了同学冯云山和堂弟洪仁玕。
  然而,再往下,他的事业就难以为继了。官禄布附近的人都是看着他长大的,知道他到六岁还尿床,九岁时偷村东头黄阿公家的红薯被追得哭爹喊娘,不可能相信他是什么真命天子。有一次他到邻村传教,居然被人当成犯了疯病,按到担架上给抬了回来。屡受挫折,他只好和冯云山相约“云游天下”,到外面碰碰运气。洪仁玕对科举还有一点幻想,忙着赶考,没有参与他们的冒险。
  两个人首先想到了大城市广州,那里人烟繁盛,应该有戏。然而,广州人根本没耐心听这几个乡下人说“胡话”,整个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都走遍了,连一个人也没动员到。没有办法,他们又回头北上,进入消息闭塞的山区,这里倒多少有了点收获。历经磨难,他们终于掌握了中国秘密宗教的传教规律:一、只有在偏僻落后的地区,人们消息闭塞,头脑质拙,容易屈从于命运和鬼神,因此容易入教。
  二、免费治病,是传教的最佳手段。
  三、教主应该尽量神化自己,减少与教徒进行近距离的直接接触,以避免被人发现其口臭、六指儿之类暴露其凡俗属性的细节。
  于是,他们干脆长驱西进,来到大山丛中的广西,寄居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家。
  1845年前后,广西桂平、贵县的山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:从广东来的一个洪先生,曾经上过高天,见过天帝,被天帝封为太平天子,来到这里,劝人向善。洪先生有特异功能,“能令哑者开口,风瘫怪疾,信而即愈”。不管多么重的病,只要找他摸一摸头顶,口里念诵念诵,就会霍然而愈。求洪先生治病的人越来越多,不过洪先生很难见到,通常都是一个叫冯云山的人传话。这位洪先生平时居住在深山之中,来去无踪,一般人轻易见不着。据说有一个打柴人在山上遇到洪先生卧在一块大石头上睡着了,变成了一条盘在石上的白龙。据说这位洪先生还会腾云驾雾,一日行千里。
  洪先生和冯云山到处劝人敬拜上帝,劝人修善。“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,无灾无难,不拜上帝者,蛇虎伤人。”还说,几年之后,天下将会大发瘟疫,信教的平安无事,不信的得家破人亡。
  五
  虽然费尽心机,发展了一百多个信徒,可是洪秀全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。因为深山中的这些穷苦人根本无力供养他们的教主。表兄家连着几个月的红薯粥实在倒了洪秀全的胃口。这样当教主,还不如回老家继续当“孩子王”。于是他对冯云山说:“表兄家苦,甚难过意。”意思是别传什么教了,还是回家过安稳日子吧。冯云山意志坚定,不同意撤退,二人“语言有拂逆”。洪秀全一甩袖子,撇下冯云山,自己回老家去了。
  如果没有几年后意外获知冯云山在广西传教获得巨大成功,洪秀全也许就此抛弃宗教家的身份,重归正常社会秩序之内,继续做大清朝的顺民了。如恩格斯所说,历史需要巨人,就肯定会产生巨人。但是这个巨人不会是意志薄弱的洪秀全。
  回到花县之后,洪秀全继续做起了私塾教师。然而“孩子王”的生活过了不久,他又厌烦了。他已经屡屡被证明是一个做事没有常性的人。他突然脑筋急转弯,既然自己对基督教这么熟悉,为什么不加入真正的教会,做一个领工资的职业宗教工作者呢?对于一贫如洗的他来说,这也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前景。
  1847年3月下旬,洪秀全来到广州,到传教士罗孝全那里学习基督教理。罗孝全对于一个中国人主动来“寻求真理”十分高兴,留他学习几个月后,组织了对他的面试,以决定是否让他受洗。洪秀全的前几个问题都回答得还不错,但是在一个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上,他却犯了错误。
  《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》记载,罗孝全是这么说的:“成为教堂的一名成员并不是某种雇佣,也与金钱无关。我们不应出于邪恶的动机而加入教堂。”
  那意思就是说,入教不是为了谋生,也不是为了发财或者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。
  这一下,洪秀全慌了。“受洗后获得教堂职位的薪金,在当时是正常的事。”(《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》)别人都有工资,难道偏不发给我?他马上回答:“我穷,没有生活来源,加入教堂将丢掉我的职业,我不知以后将怎样维持生活。”这句话坏了事,教会认为他动机不纯,他没能入教。
  懊悔不已的洪秀全只好收拾行囊。他不想再回家面对那些笑容中暗含讥讽和怜悯的父老,于是决定重回广西去找冯云山,继续拿山寨版基督教碰运气。一路上,他都在后悔自己的愚蠢回答。细想一下,他提的根本不是个问题:入了教,教会自然会给自己资金。还是自己的脑筋太笨了!
  因为这一偶然,“洪秀全与基督教会擦肩而过”。如果他顺利入了教,很有可能以一个温饱而体面的传教士为职业了此一生,这个偶然推动了他命运的又一个转弯。《天国的陨落》因此这样评论道:“这是洪秀全一生中的一大转折点,对洪秀全本人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”
  起义
  一
  中国的农民起义,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。
  自秦始皇以来,每隔百十年,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来“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,调整生产关系,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,推动历史前进”。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我们耳熟能详:陈胜吴广、红巾黄巾、瓦岗寨梁山泊、李自成洪秀全……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,地区性、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。据学者们统计,仅清代,清初以后二百多年间,散见于《清实录》的农民起义就在三百次以上,每年平均逾一次半。
  然而,略略翻一翻世界史,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,“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”这一规律似乎主要在中国有效。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。西欧从公元八世纪起,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,从那时起到十六世纪,八百年间,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。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。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,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,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。
  中国的农民起义使命是改朝换代,规模巨大。而西方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,破坏性远较中国为小。公元1024年的法国布列塔尼起义,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。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,主要目的是宗教方面的——为了增进“上帝的荣耀”,实现“基督教兄弟之爱”。997年,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。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,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“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”。
  如果把起义简单地等同于革命,我们几乎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: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、最尚武、最关心政治的农民。
  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。众所周知,中国农民是“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”,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、最能吃苦、最能承受社会不公正的一个群体。
  这样的一群人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,解释只能有一个——他们别无选择。
  二
  中国农民被称为“民”“百姓”,而西方农民被称为“农奴”。从字面上看,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。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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