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国名将：一个历史学家的排行榜 第6节（2 / 4）
当时的官方印章，由中央专门机构统一制作，规格是见方一寸，习称“方寸印”。当时的一寸，是二点四厘米，大约是成人食指一个指节的长度。至于官印的材质，以及系在印纽上绶带的颜色，也因官阶的高低而不同。顶级高官金印紫绶；次高级官员银印青绶；中级官员铜印黑绶；低级官员铜印黄绶。不仅官印是如此，就连皇帝、亲王的玺印，尺寸也是如此，故有“方寸玺”之称。孙坚攻入洛阳得到西汉高祖传下来的“传国玺”，其大小是“方圜四寸”，这明确记载于《三国志》卷四十六《孙坚传》裴松之注引《吴书》。所谓“方圜四寸”，即方形的圆周共计四寸，正好每边一寸。1981年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出土的东汉初广陵王金玺，正方形边长二点三厘米，正是东汉初期的一寸。至于三国的私人印章，尺寸比官印还要小一点。2010年5月河南省孟津县出土的曹魏大将曹休私印，正方形边长就只有两厘米。
再欣赏一件敞口漆盘：上部口径十四厘米，底部口径六点八厘米，高度一点八厘米。值得注意的是盘底中央的彩绘：两名五六岁的儿童，将衣衫缠在腰间，各自手持木棍，正在比试武功的高低。右边那位向左跨步，双手举棍出击；左边那位一面向左撤步避让，一面举棍伺机还击，全都是像模像样的练家子。前面讲吕蒙时说过，孙吴的军队，与领兵将领有强烈的依附关系；家属也在驻地一起生活，儿孙是军队兵员的主要补充。这件漆盘的图景，应当就是朱然军营中将士后代真实生活的写照。三国时代，不仅武功从娃娃就开始抓起，而且就连“武艺”这个词汇，也最早出现在三国的史书中。陈寿评价曹操的儿子曹彰，“武艺壮猛，有将领之气”，这见于《三国志》卷十九《曹彰传》。刘备的养子刘封，“有武艺，气力过人”，这见于《三国志》卷四十《刘封传》。“袁敏有武艺”，这见于《三国志》卷十一《袁涣传》。就连女性，比如孙权的老妹，也是“才捷刚猛，侍婢百余人，皆亲执刀侍立”，这见于《三国志》卷三十七《法正传》。三国啊三国，真是一个充满尚武精神的时代啊！
最后欣赏漆尺。根据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的陈列说明，是用木胎打底，再涂腻子油漆，长度为二十四厘米。三国的一尺，以往大多认为相当于二十三厘米，那是因为没有实物，只好书面折算出来的近似值。现在有了朱然本人给出的实物证据，准确数值从此可以确定为二十四厘米。没有实物，刘备七尺五寸的身高，只相当于一米七二，那很平常，完全不值得在史书中写上一笔；有了实物，刘备的身高一下子提高到了一米八零，在营养远不及当今的三国时代，着实是引人注目的大个儿了！
笔者最近一次到安徽省马鞍山市考察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，是在2012年的10月，笔者同时还考察了该市的采石矶名胜区。采石矶又名牛渚矶，就是孙策攻取江东时的登陆渡口。俯瞰长江，波涛东去；回首三国，浮想联翩。想当年孙策挥兵数千在此渡江，打拼孙吴基业，才不过二十一虚岁，年轻得被人称为“孙郎”。为何会“自古英雄出少年”呢？主要原因之一，是古人尚武，特别是在三国时代，从娃娃就抓起，朱然墓中出土的漆盘彩绘就是明证。尚武，不仅能够强健体魄，更重要的是能够强健精神。精神和体魄都强健的下一代，就是少年英雄的后备军。难怪当时会出现名将辈出的闪亮图景，因为有充足的后备军啊！如果当今我们的中华民族，也拥有雄厚的少年英雄后备军，再嚣张的恶邻也不敢小觑我们，对不对？看来尚武还是不尚武，能不能从娃娃就开始抓尚武，可以算得上关乎民族兴衰的大事了。这正是：
尚武优良传统在，发扬光大待何时？
关于朱然就讲到这里。下面要讲孙吴主帅型名将的第五名，陆逊的儿子陆抗。
主帅型名将第五名——陆抗
他是全力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，因为有他在，北面的强敌西晋不敢对孙吴动兵；因为他去世，几年后孙吴就被西晋大军灭亡；他四个儿子全都成器，老大和老二为国尽忠，牺牲在疆场，老三和老四则是西晋文坛的兄弟双星，留名于青史……
将门虎子
本节要说的这位名将，他父亲是孙吴中期的军界首脑，本人则继承父业，成为孙吴后期的杰出主帅；他是全力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，在上游荆州镇守整整十五年；因为有他在，北面的强敌西晋不敢对孙吴动兵；因为他去世，几年后孙吴就被西晋大军灭亡；他四个儿子全都成器，老大和老二为国尽忠，牺牲在疆场，老三和老四则是西晋文坛的兄弟双星，留名青史。他，就是陆逊的儿子陆抗。陆抗究竟是怎么从高门公子哥，成长为三国名将的呢？他是靠吃父亲的老本，还是凭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呢？
陆抗字幼节，吴郡吴县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人氏，是陆逊的次子。因为大哥陆延早死，所以赤乌八年（245）其父陆逊去世的时候，刚刚才满二十岁的他，就成为家庭的顶梁柱，并且经受了一场突然的严峻考验。考验在哪里？“三国探客”告诉你。
上一节讲过，陆逊是在孙权的有意打击之下，悲愤含冤而死在武昌（今湖北省鄂州市）的。陆逊死后，陆抗护送父亲的遗体，准备回下游江东的故乡吴县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一带安葬。途中经过京城建业（今江苏省南京市）时，他顾全大局，特地去向皇帝孙权谢恩。孙权刚刚逼死了他的父亲，他去向孙权谢什么恩呢？原来，陆逊死的时候，他手下长期追随的亲兵，还有五千人马。前面讲过，孙吴实行了一种特殊的军队制度，后世学者称为“领兵制”。领兵将领与他部下之间，具有强烈的依附关系：部下长期跟随将领，部下的妻室儿女家属长期随军驻防，子弟成年后也继续在这支军队当兵。为了暂时安抚这支长期依附陆逊的部队，防止出现动乱，孙权便任命陆抗为建武校尉，作为这支部队的首领。陆抗去谢恩，就是谢这个职务的恩。
但是陆抗一到京城，就被孙权下令软禁在规定的地方，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问题，而且不准与外界来往，等于是被双规了。他才二十岁，此前没有介入政治，也没有违法乱纪，为何会遭到如此对待呢？原因是孙权还想在他身上，继续清查他父亲陆逊的问题。于是，孙权又从皇宫中派出特使，拿出当初一个名叫杨竺的告密者告发陆逊的二十条罪状，一条又一条地追根究底，要陆抗如实回答。《三国志》卷五十八《陆抗传》记载是“送葬东还，诣都谢恩，孙权以杨竺所白二十事问抗，禁绝宾客，中使临诘”。
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，如果碰上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，早吓得尿裤子了。而陆抗的表现如何呢？两个字：淡定。他一条一条地回答，而且回答得比当初他父亲还冷静，还清晰，还更有说服力。孙权本来以为，当初在陆逊那里没有追问出什么罪过的问题，在陆抗这里，总会挖出一点纰漏或差错来，却没有想到竟然问出这样的结果。一点没有抓到小辫子的孙权，反应究竟如何呢？《陆抗传》上的描述，说是“权意渐解”，即孙权的心结逐渐消解了。其实，孙权恐怕还有相当大的尴尬，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。
第二年，也就是赤乌九年（246），陆抗晋升为立节中郎将。当时军官的名称，按等级的高低，大体分为将军、中郎将、校尉和都尉几大类。每一类的前面，又冠以不同的形容词。陆抗从建武校尉，变成立节中郎将，属于提升。所谓“立节”，即建立节操，从这一官职的命名看，孙权是有深意的，他希望陆抗建立节操，实际上就是要陆抗放下父亲被逼死的恩怨，继续效忠自己。在陆抗这一方面，他的家族是深深扎根在江东的土著，而且一直是名门大族，脱离不了江东。既然脱离不了江东，从整个家族和自己的发展前途考虑，除了继续为孙吴政权效力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因此，他带领手下兵马，前往新的江防要塞柴桑（今江西省九江市）驻守，以便将武昌的大营腾出来，交给新来的长官诸葛恪。而陆抗的节操究竟如何，从驻地交换的行动中就能清晰地展现出来。
新来的诸葛恪，是诸葛亮大哥诸葛瑾的长子，新生代将领中最受孙权青睐的风头人物。他人很聪慧，特别是玩脑筋急转弯，反应极快。《三国志》卷六十四《诸葛恪传》中记载，孙权大宴群臣，酒酣耳热之际，令人牵进一头驴，驴头上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诸葛子瑜”四个字，众人一见，不禁大笑。原来，诸葛瑾字子瑜，他是长条脸，很像驴。好开玩笑的孙权，就拿忠厚的他来取乐。在座的诸葛恪，立刻拿笔上前，加上“之驴”二字，变成“诸葛子瑜之驴”了。众人莫不佩服，孙权马上把驴赏给诸葛恪。但是他又骄傲自满，当初陆逊就因此对他有看法。现今孙权提拔他为大将军，兼任荆州牧，接替陆逊镇守武昌。对于这位过去与父亲不和睦，现今又来占据父亲老地盘的同辈，陆抗会如何对待呢？
《三国志》卷五十八《陆抗传》记载，陆抗临走之前，下令将武昌大营的城池、营垒、围墙、房屋，全部修缮一新；营地周围的园林，包括桑树、果树等，全部保持完好不准砍伐；整个大营，如同全新建成的一般。但是，诸葛恪在柴桑留下的营地，却是一片脏乱差，到处破破烂烂。诸葛恪进驻武昌大营后，看到陆抗给自己留下的，与自己留给陆抗的截然不同，这位平常自视甚高的风头人物，史书说是“深以为惭”，也就是自感惭愧得很。
“细节决定成败”，这句话在诸葛恪和陆抗身上，得到了准确的验证。七年之后，做事依旧粗疏轻率的诸葛恪，被政敌杀死在皇宫的酒宴上。而做事更加细致踏实的陆抗，却在十年之后，开始镇守孙吴西部，逐渐成为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。那么陆抗充分发挥国家栋梁作用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呢？
标志性事件，就是充分展示他军事才能的“西陵之战”。
要弄清楚“西陵之战”，先必须对陆抗当时的军事职务了解清楚。《三国志》卷五十八《陆抗传》记载：“孙皓即位，加镇军大将军，假节。拜抗都督信陵、西陵、夷道、乐乡、公安诸军事，治乐乡。”孙皓即位以后，陆抗升任镇军大将军，给予“假节”的威权。建衡二年（270），孙皓又任命陆抗担任都督信陵、西陵、夷道、乐乡、公安诸军事，把治所放在乐乡。你就会问了：陆抗既然升任了镇军大将军，为何又让他担任都督信陵等处的诸军事呢？原因在哪里？“三国探客”告诉你。
原来，三国是古代军事制度的变革期，其中最重要而又与陆抗职务密切相关的变革有二：一是督将战区制的形成，二是高级将领身上，出现了军阶、职务、威权三者的明确区分。在此之前，如有军事行动，一般是临时选拔将领，征调军队；行动结束，将领交出军权，士兵各回原地。到了三国，战火长期不断，各国开始在地盘中，划出固定的战区，派遣常驻的部队，任命常驻的指挥官，以适应战争的需要。战区的指挥长官，相当于后世的军区司令，一般带有“督”或“都督”的字样，于是督将战区制诞生。陆抗担任的“都督信陵、西陵、夷道、乐乡、公安诸军事”，就是这五个军分区上面的总司令。至于每个军分区的司令，就称某某督，比如信陵督、西陵督。后来唐代的节度使、明清的总督，与此都有渊源关系。
督将战区制出现后，高级将领身上，就不再如以前只有军阶，而是有军阶、职务、威权三种不同的名号。陆抗的“镇军大将军”，是他的军阶，类似后世的军衔，决定他官阶高低，领多少工资。而“都督诸军事”是他的职务，决定他的具体职责范围，是指挥信陵等五个分战区的各路军队。至于“假节”，则是他拥有的威权，决定他有权自行诛杀违犯违反军法的将士，后世没有类似的名号。此处的“假”，意为给予；“节”是用竹与牦牛尾做成的节旄，是君主授权的特殊凭证。
陆抗所指挥的五个战区，是从三峡中段起，直到三峡东口以下的江陵，这一大段的长江防线。最西边的信陵县，在今湖北省秭归县东南的长江北岸，与蜀汉地盘接壤。西陵县，在今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，三峡东口的长江北岸。夷道县，即今湖北省宜都市，在长江南岸。乐乡，在今湖北省松滋市东北，荆州市荆州区西南的长江南岸。公安县，即今湖北省公安县，也在长江南岸。这么一大段长江防线，绵延将近千里，在西面的三峡方向，北面的襄阳方向，都面临着同一个强敌。这个强敌是谁？就是当时先后吞灭了蜀汉和曹魏的西晋王朝。
凤凰元年（272）八月，陆抗下属的西陵军分区指挥官，西陵督步阐，宣布投降西晋，据守西陵的坚固城池，等待对方的援助大军。九月，西晋王朝立即调派八万大军，在荆州战区总指挥官羊祜的统领下，从襄阳大举南下，接应步阐。孙吴政权，顿时面临严重危机。要知道危机为何严重，就必须对当地的军事地理有所了解。
陆抗所镇守的近千里长江防线，有两处军事重镇，即西陵和江陵这两个“陵”。西陵原名夷陵，正好位于三峡的东口，是通向西面益州的咽喉。江陵，即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，正当北上襄阳进入中原的大道。换句话说，当时西晋如果要摧毁孙吴，西路要从益州出三峡东下，中路要从襄阳南下，而抵抗这两路进攻的坚固据点，就分别是西陵和江陵，因此孙吴对此两处要塞，进行了长期的打造经营，就一点不奇怪了。
西路的要塞西陵已经被出卖占据，中路的要塞江陵又面临西晋八万大军的进攻，一旦陷落，西部门户洞开，对方乘胜东下，那就是当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挥兵东下的重演，孙吴可谓是危如累卵。面临如此严峻局面，陆抗指挥三万人马应战，对内要收拾投敌叛国的步阐，对外要应付强大的敌军，他能够像向他父亲陆逊那样，创造以弱胜强的用兵神话吗？
这时，真正考验陆抗在用兵本领和胆量上，是否得到他父亲真传的，而且他首先就必须要做的功课，是一道看似简单得很的双选题：他这三万兵马的使用方向，是选择在江陵呢，还是在西陵呢？
一般人肯定会选江陵。因为江陵一直是上游荆州的政治中心，价值更重要；与陆抗总指挥部所在的乐乡，基本上是隔江相望，出兵更近便；如今又直接面临西晋的大军来犯，情况更紧急。陆抗的下属将领，就是这样选择的。
但是，陆抗的选择却与众不同。据《三国志》卷五十八《陆抗传》记载，他对众将官说：“江陵城固兵足，无所忧患。假令敌没江陵，必不能守，所损者小。如使西陵盘结，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；则所忧虑，难可竟言也！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，况江陵牢固乎？”他认为江陵城池坚固兵力充足，抵抗敌人没有忧患。即便敌人暂时占领江陵，也会因为深入我方地盘而无法守住，损失不大。但是一旦西陵方面的敌对势力团聚起来，在它南面山区的少数族都会跟着发起动乱，那时忧虑就一言难尽了！所以宁可丢弃江陵而攻克西陵，更何况江陵还牢固无忧。总之，陆抗判断当前的要害是西陵的内乱，而非江陵的外患。他之所以敢于这样说，是因为他早就有预防的举措。
原来，当初陆抗看到江陵北面的地势平坦开阔，道路通畅方便，对西晋来犯的骑兵极为有利。为了加强防御，他指令江陵督张咸，在下游的水口附近修筑了一道大堤堰，阻断江陵西面从北向南流到长江的支流。于是，这条名叫沮漳水的河流下游，就变成了一个大湖泊，把北面襄阳通往江陵的道路全部淹没。敌人不要说进攻江陵城池，就连到达城池之下也办不到，江陵城就更保险了。 ↑返回顶部↑
再欣赏一件敞口漆盘：上部口径十四厘米，底部口径六点八厘米，高度一点八厘米。值得注意的是盘底中央的彩绘：两名五六岁的儿童，将衣衫缠在腰间，各自手持木棍，正在比试武功的高低。右边那位向左跨步，双手举棍出击；左边那位一面向左撤步避让，一面举棍伺机还击，全都是像模像样的练家子。前面讲吕蒙时说过，孙吴的军队，与领兵将领有强烈的依附关系；家属也在驻地一起生活，儿孙是军队兵员的主要补充。这件漆盘的图景，应当就是朱然军营中将士后代真实生活的写照。三国时代，不仅武功从娃娃就开始抓起，而且就连“武艺”这个词汇，也最早出现在三国的史书中。陈寿评价曹操的儿子曹彰，“武艺壮猛，有将领之气”，这见于《三国志》卷十九《曹彰传》。刘备的养子刘封，“有武艺，气力过人”，这见于《三国志》卷四十《刘封传》。“袁敏有武艺”，这见于《三国志》卷十一《袁涣传》。就连女性，比如孙权的老妹，也是“才捷刚猛，侍婢百余人，皆亲执刀侍立”，这见于《三国志》卷三十七《法正传》。三国啊三国，真是一个充满尚武精神的时代啊！
最后欣赏漆尺。根据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的陈列说明，是用木胎打底，再涂腻子油漆，长度为二十四厘米。三国的一尺，以往大多认为相当于二十三厘米，那是因为没有实物，只好书面折算出来的近似值。现在有了朱然本人给出的实物证据，准确数值从此可以确定为二十四厘米。没有实物，刘备七尺五寸的身高，只相当于一米七二，那很平常，完全不值得在史书中写上一笔；有了实物，刘备的身高一下子提高到了一米八零，在营养远不及当今的三国时代，着实是引人注目的大个儿了！
笔者最近一次到安徽省马鞍山市考察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，是在2012年的10月，笔者同时还考察了该市的采石矶名胜区。采石矶又名牛渚矶，就是孙策攻取江东时的登陆渡口。俯瞰长江，波涛东去；回首三国，浮想联翩。想当年孙策挥兵数千在此渡江，打拼孙吴基业，才不过二十一虚岁，年轻得被人称为“孙郎”。为何会“自古英雄出少年”呢？主要原因之一，是古人尚武，特别是在三国时代，从娃娃就抓起，朱然墓中出土的漆盘彩绘就是明证。尚武，不仅能够强健体魄，更重要的是能够强健精神。精神和体魄都强健的下一代，就是少年英雄的后备军。难怪当时会出现名将辈出的闪亮图景，因为有充足的后备军啊！如果当今我们的中华民族，也拥有雄厚的少年英雄后备军，再嚣张的恶邻也不敢小觑我们，对不对？看来尚武还是不尚武，能不能从娃娃就开始抓尚武，可以算得上关乎民族兴衰的大事了。这正是：
尚武优良传统在，发扬光大待何时？
关于朱然就讲到这里。下面要讲孙吴主帅型名将的第五名，陆逊的儿子陆抗。
主帅型名将第五名——陆抗
他是全力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，因为有他在，北面的强敌西晋不敢对孙吴动兵；因为他去世，几年后孙吴就被西晋大军灭亡；他四个儿子全都成器，老大和老二为国尽忠，牺牲在疆场，老三和老四则是西晋文坛的兄弟双星，留名于青史……
将门虎子
本节要说的这位名将，他父亲是孙吴中期的军界首脑，本人则继承父业，成为孙吴后期的杰出主帅；他是全力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，在上游荆州镇守整整十五年；因为有他在，北面的强敌西晋不敢对孙吴动兵；因为他去世，几年后孙吴就被西晋大军灭亡；他四个儿子全都成器，老大和老二为国尽忠，牺牲在疆场，老三和老四则是西晋文坛的兄弟双星，留名青史。他，就是陆逊的儿子陆抗。陆抗究竟是怎么从高门公子哥，成长为三国名将的呢？他是靠吃父亲的老本，还是凭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呢？
陆抗字幼节，吴郡吴县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人氏，是陆逊的次子。因为大哥陆延早死，所以赤乌八年（245）其父陆逊去世的时候，刚刚才满二十岁的他，就成为家庭的顶梁柱，并且经受了一场突然的严峻考验。考验在哪里？“三国探客”告诉你。
上一节讲过，陆逊是在孙权的有意打击之下，悲愤含冤而死在武昌（今湖北省鄂州市）的。陆逊死后，陆抗护送父亲的遗体，准备回下游江东的故乡吴县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一带安葬。途中经过京城建业（今江苏省南京市）时，他顾全大局，特地去向皇帝孙权谢恩。孙权刚刚逼死了他的父亲，他去向孙权谢什么恩呢？原来，陆逊死的时候，他手下长期追随的亲兵，还有五千人马。前面讲过，孙吴实行了一种特殊的军队制度，后世学者称为“领兵制”。领兵将领与他部下之间，具有强烈的依附关系：部下长期跟随将领，部下的妻室儿女家属长期随军驻防，子弟成年后也继续在这支军队当兵。为了暂时安抚这支长期依附陆逊的部队，防止出现动乱，孙权便任命陆抗为建武校尉，作为这支部队的首领。陆抗去谢恩，就是谢这个职务的恩。
但是陆抗一到京城，就被孙权下令软禁在规定的地方，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问题，而且不准与外界来往，等于是被双规了。他才二十岁，此前没有介入政治，也没有违法乱纪，为何会遭到如此对待呢？原因是孙权还想在他身上，继续清查他父亲陆逊的问题。于是，孙权又从皇宫中派出特使，拿出当初一个名叫杨竺的告密者告发陆逊的二十条罪状，一条又一条地追根究底，要陆抗如实回答。《三国志》卷五十八《陆抗传》记载是“送葬东还，诣都谢恩，孙权以杨竺所白二十事问抗，禁绝宾客，中使临诘”。
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，如果碰上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，早吓得尿裤子了。而陆抗的表现如何呢？两个字：淡定。他一条一条地回答，而且回答得比当初他父亲还冷静，还清晰，还更有说服力。孙权本来以为，当初在陆逊那里没有追问出什么罪过的问题，在陆抗这里，总会挖出一点纰漏或差错来，却没有想到竟然问出这样的结果。一点没有抓到小辫子的孙权，反应究竟如何呢？《陆抗传》上的描述，说是“权意渐解”，即孙权的心结逐渐消解了。其实，孙权恐怕还有相当大的尴尬，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。
第二年，也就是赤乌九年（246），陆抗晋升为立节中郎将。当时军官的名称，按等级的高低，大体分为将军、中郎将、校尉和都尉几大类。每一类的前面，又冠以不同的形容词。陆抗从建武校尉，变成立节中郎将，属于提升。所谓“立节”，即建立节操，从这一官职的命名看，孙权是有深意的，他希望陆抗建立节操，实际上就是要陆抗放下父亲被逼死的恩怨，继续效忠自己。在陆抗这一方面，他的家族是深深扎根在江东的土著，而且一直是名门大族，脱离不了江东。既然脱离不了江东，从整个家族和自己的发展前途考虑，除了继续为孙吴政权效力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因此，他带领手下兵马，前往新的江防要塞柴桑（今江西省九江市）驻守，以便将武昌的大营腾出来，交给新来的长官诸葛恪。而陆抗的节操究竟如何，从驻地交换的行动中就能清晰地展现出来。
新来的诸葛恪，是诸葛亮大哥诸葛瑾的长子，新生代将领中最受孙权青睐的风头人物。他人很聪慧，特别是玩脑筋急转弯，反应极快。《三国志》卷六十四《诸葛恪传》中记载，孙权大宴群臣，酒酣耳热之际，令人牵进一头驴，驴头上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诸葛子瑜”四个字，众人一见，不禁大笑。原来，诸葛瑾字子瑜，他是长条脸，很像驴。好开玩笑的孙权，就拿忠厚的他来取乐。在座的诸葛恪，立刻拿笔上前，加上“之驴”二字，变成“诸葛子瑜之驴”了。众人莫不佩服，孙权马上把驴赏给诸葛恪。但是他又骄傲自满，当初陆逊就因此对他有看法。现今孙权提拔他为大将军，兼任荆州牧，接替陆逊镇守武昌。对于这位过去与父亲不和睦，现今又来占据父亲老地盘的同辈，陆抗会如何对待呢？
《三国志》卷五十八《陆抗传》记载，陆抗临走之前，下令将武昌大营的城池、营垒、围墙、房屋，全部修缮一新；营地周围的园林，包括桑树、果树等，全部保持完好不准砍伐；整个大营，如同全新建成的一般。但是，诸葛恪在柴桑留下的营地，却是一片脏乱差，到处破破烂烂。诸葛恪进驻武昌大营后，看到陆抗给自己留下的，与自己留给陆抗的截然不同，这位平常自视甚高的风头人物，史书说是“深以为惭”，也就是自感惭愧得很。
“细节决定成败”，这句话在诸葛恪和陆抗身上，得到了准确的验证。七年之后，做事依旧粗疏轻率的诸葛恪，被政敌杀死在皇宫的酒宴上。而做事更加细致踏实的陆抗，却在十年之后，开始镇守孙吴西部，逐渐成为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。那么陆抗充分发挥国家栋梁作用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呢？
标志性事件，就是充分展示他军事才能的“西陵之战”。
要弄清楚“西陵之战”，先必须对陆抗当时的军事职务了解清楚。《三国志》卷五十八《陆抗传》记载：“孙皓即位，加镇军大将军，假节。拜抗都督信陵、西陵、夷道、乐乡、公安诸军事，治乐乡。”孙皓即位以后，陆抗升任镇军大将军，给予“假节”的威权。建衡二年（270），孙皓又任命陆抗担任都督信陵、西陵、夷道、乐乡、公安诸军事，把治所放在乐乡。你就会问了：陆抗既然升任了镇军大将军，为何又让他担任都督信陵等处的诸军事呢？原因在哪里？“三国探客”告诉你。
原来，三国是古代军事制度的变革期，其中最重要而又与陆抗职务密切相关的变革有二：一是督将战区制的形成，二是高级将领身上，出现了军阶、职务、威权三者的明确区分。在此之前，如有军事行动，一般是临时选拔将领，征调军队；行动结束，将领交出军权，士兵各回原地。到了三国，战火长期不断，各国开始在地盘中，划出固定的战区，派遣常驻的部队，任命常驻的指挥官，以适应战争的需要。战区的指挥长官，相当于后世的军区司令，一般带有“督”或“都督”的字样，于是督将战区制诞生。陆抗担任的“都督信陵、西陵、夷道、乐乡、公安诸军事”，就是这五个军分区上面的总司令。至于每个军分区的司令，就称某某督，比如信陵督、西陵督。后来唐代的节度使、明清的总督，与此都有渊源关系。
督将战区制出现后，高级将领身上，就不再如以前只有军阶，而是有军阶、职务、威权三种不同的名号。陆抗的“镇军大将军”，是他的军阶，类似后世的军衔，决定他官阶高低，领多少工资。而“都督诸军事”是他的职务，决定他的具体职责范围，是指挥信陵等五个分战区的各路军队。至于“假节”，则是他拥有的威权，决定他有权自行诛杀违犯违反军法的将士，后世没有类似的名号。此处的“假”，意为给予；“节”是用竹与牦牛尾做成的节旄，是君主授权的特殊凭证。
陆抗所指挥的五个战区，是从三峡中段起，直到三峡东口以下的江陵，这一大段的长江防线。最西边的信陵县，在今湖北省秭归县东南的长江北岸，与蜀汉地盘接壤。西陵县，在今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，三峡东口的长江北岸。夷道县，即今湖北省宜都市，在长江南岸。乐乡，在今湖北省松滋市东北，荆州市荆州区西南的长江南岸。公安县，即今湖北省公安县，也在长江南岸。这么一大段长江防线，绵延将近千里，在西面的三峡方向，北面的襄阳方向，都面临着同一个强敌。这个强敌是谁？就是当时先后吞灭了蜀汉和曹魏的西晋王朝。
凤凰元年（272）八月，陆抗下属的西陵军分区指挥官，西陵督步阐，宣布投降西晋，据守西陵的坚固城池，等待对方的援助大军。九月，西晋王朝立即调派八万大军，在荆州战区总指挥官羊祜的统领下，从襄阳大举南下，接应步阐。孙吴政权，顿时面临严重危机。要知道危机为何严重，就必须对当地的军事地理有所了解。
陆抗所镇守的近千里长江防线，有两处军事重镇，即西陵和江陵这两个“陵”。西陵原名夷陵，正好位于三峡的东口，是通向西面益州的咽喉。江陵，即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，正当北上襄阳进入中原的大道。换句话说，当时西晋如果要摧毁孙吴，西路要从益州出三峡东下，中路要从襄阳南下，而抵抗这两路进攻的坚固据点，就分别是西陵和江陵，因此孙吴对此两处要塞，进行了长期的打造经营，就一点不奇怪了。
西路的要塞西陵已经被出卖占据，中路的要塞江陵又面临西晋八万大军的进攻，一旦陷落，西部门户洞开，对方乘胜东下，那就是当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挥兵东下的重演，孙吴可谓是危如累卵。面临如此严峻局面，陆抗指挥三万人马应战，对内要收拾投敌叛国的步阐，对外要应付强大的敌军，他能够像向他父亲陆逊那样，创造以弱胜强的用兵神话吗？
这时，真正考验陆抗在用兵本领和胆量上，是否得到他父亲真传的，而且他首先就必须要做的功课，是一道看似简单得很的双选题：他这三万兵马的使用方向，是选择在江陵呢，还是在西陵呢？
一般人肯定会选江陵。因为江陵一直是上游荆州的政治中心，价值更重要；与陆抗总指挥部所在的乐乡，基本上是隔江相望，出兵更近便；如今又直接面临西晋的大军来犯，情况更紧急。陆抗的下属将领，就是这样选择的。
但是，陆抗的选择却与众不同。据《三国志》卷五十八《陆抗传》记载，他对众将官说：“江陵城固兵足，无所忧患。假令敌没江陵，必不能守，所损者小。如使西陵盘结，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；则所忧虑，难可竟言也！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，况江陵牢固乎？”他认为江陵城池坚固兵力充足，抵抗敌人没有忧患。即便敌人暂时占领江陵，也会因为深入我方地盘而无法守住，损失不大。但是一旦西陵方面的敌对势力团聚起来，在它南面山区的少数族都会跟着发起动乱，那时忧虑就一言难尽了！所以宁可丢弃江陵而攻克西陵，更何况江陵还牢固无忧。总之，陆抗判断当前的要害是西陵的内乱，而非江陵的外患。他之所以敢于这样说，是因为他早就有预防的举措。
原来，当初陆抗看到江陵北面的地势平坦开阔，道路通畅方便，对西晋来犯的骑兵极为有利。为了加强防御，他指令江陵督张咸，在下游的水口附近修筑了一道大堤堰，阻断江陵西面从北向南流到长江的支流。于是，这条名叫沮漳水的河流下游，就变成了一个大湖泊，把北面襄阳通往江陵的道路全部淹没。敌人不要说进攻江陵城池，就连到达城池之下也办不到，江陵城就更保险了。 ↑返回顶部↑